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不转变、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不调整，再好的教育模式于我们而言，都启示不了什么。
最近，“柠檬水女孩”的故事在美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这位7岁的俄勒冈州女孩不久前在集市上售卖柠檬水，但因没有卫生执照，被卫生管理员驱逐。女孩的遭遇引发关注，很多人指责当地管理机构无权将小女孩赶走，称其扼杀了小女孩的创业热情。在舆论压力下，当地地方官亲自向这名女孩的母亲道歉，并要求卫生管理机构在执行相关法律时倍加谨慎，鼓励而非阻碍公民创业。
这起事件也在国内发酵。有人借此说“城管”，有人借此说教育。在教育方面，议论最多的是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启示：创业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然而，我并不认为这起事件能给中国教育这样的启示，大家看完这条新闻，留下的感慨或许是：美国对孩子的教育真不错，但在我们这里是行不通的。
据《南方日报》报道，我国教育部门从2000年起就发布禁止暑期补课的“禁令”，但是，10年来，虽然每年禁令“三令五申”，却很少完整地执行过。假期对很多孩子来说，比平时的学习还要繁忙，要上各种特长班、兴趣班，甚至有的孩子已经患上假期恐惧症。
在这样的假期里，如果见到有孩子在摆摊、卖汽水、送货的报道，那多半是针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子女，或者贫困家庭的孩子。报道想传递的信息，绝对不是什么创业体验，而是揭示这些家庭生活的艰辛。而针对城市家庭的孩子，我看不到一则有关创业的消息，提高他们能力和素质的是各种“夏令营”。
不到万不得已，我们的家长是不可能让孩子从小就去体验生活的艰辛，赚钱养活自己的。大约20年前，有关美国富家子弟从小就在街边为他人擦皮鞋、在海滩涂防晒油，挣自己的零花钱，以及我国留学生在国外餐馆端盘子、洗碗的消息传入国内，可惜并没有打动国人。父母教育孩子时常用的话语是：你不努力学习，长大就去扫大街。因为父母不认为扫大街这样的劳动是值得尊重的，也不认为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财富是值得骄傲的，相反，父母认为自己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条件，穿得比别人漂亮，吃得比别人好，才是有面子。因此，也就错过了对孩子最基本的自立自强的教育。
另外，在今天的教育体制下，让孩子去体验生活、培养自强能力，也被认为是浪费时间。关于开小店，我正好遇到一个类似美国孩子的故事。一个小学生要完成学校布置的社区体验作业，他告诉妈妈，想到社区门口的小饭店去当小服务员，帮忙收钱、打扫卫生。妈妈听了，十分生气，对孩子说：“社区体验活动，你还当真了，你问问同学去，哪个不是在居委会盖个章就可以了，假期时间这么宝贵，不抓紧时间，开学就会落后。 ”
在劳动尊卑论与教育体系单一的现实中，父母难以从小对孩子进行创业教育。其实，所谓的创业教育，说成生活教育、公民教育更合适，它并非单纯服务于未来的创业，而是力图将公民培养成自食其力、对自己负责的劳动者。如果整个社会的劳动价值观念不转变、教育理念与教育制度不调整，别的国家再好的教育模式于我们而言，都启示不了什么。
大师从何而来
近年来，随着钱学森、季羡林、吴冠中、钱伟长等科学文化大师驾鹤西去，一种“大师焦虑症”弥漫开来。人们追问，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伟大复兴的时代里，能够与前辈比肩而立的新一代大师千呼万唤出不来？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对此，我倒想说，第一，我辈看来无望成为大师，但我们至少有机会去创造大师诞生的土壤。第二，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就在于他们做出了超越前人的成果。如果我们只是跪在地上仰望前辈，“超越”二字自然无从谈起。没有超越，又何来大师呢？
在讨论“今天为什么无大师”的同时，不妨想一想，大师是从何而来的？回顾大师的成长历程，分析其中的各种因素，有助于我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大师现象”，有利于我们以更加科学的方法培育人才，从而为新一代大师的诞生创造条件。
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固然是他们自身禀赋和努力的结果，但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师的产生是社会和时代风云际会的结果。如果生不逢时，那么即使你是文曲星下凡，成为大师的可能性亦不大。钱学森赴美留学之际，正是世界航空航天科技方兴未艾之时，时代给了他进入科技前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为这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样的时代条件，是后来者所没有的。历史证明，得风气之先者成为大师的可能性远高于后来者，因为他们可以做出开创性的工作，而这正是奠定大师地位的基础。
优秀的文化传统是诞生大师的沃土。中国科学界的“三钱”都出生于江浙书香世家，这绝非偶然。以江浙为核心的南方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良好的读书氛围造就了“江山代有才人出”的局面。从南宋至明清，秦岭-淮河以南的状元占全国状元总数的70%以上。1000多年过去了，“江南出才子”这句话仍然被普遍认同。有人曾根据教育部出版的中国教授名录分析，秦岭-淮河以南的大学教授占全国的69%，说明文化具有强大的继承性。重视文化、追求学术、勤奋好学的文化传统在大师们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现在一提“出大师问题”，相关部门本能的反应就是花大钱培养拔尖人才，这不由得让人想到“集中优势兵力重点突破”的战术，但是用经济和军事的办法来处理文化问题，恐怕难以奏效。据报载，为回应“钱学森之问”，各种各样的计划、工程正在实施，目的就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对照大师们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不难看出，和重点培养拔尖人才相比，营造适合人才发展的大环境才是更加重要的。
今天，我们能做的是创造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并把这样的环境不断优化，并传承下去。有了合适的土壤，种子总会发芽的。
高贵的代价 （梁发芾）
今天，我们总是羡慕贵族。商家做广告促销，常常要以贵族做招牌。不过，他们何尝明白，高贵其实是有代价的。当然，在历史上，中国和西方国家高贵的代价不同。看看这种不同，也是有趣的事。
法国人安德烈·比尔基埃的《家庭史》中说，16世纪和17世纪，欧洲贵族限制儿女们结婚、生育，使得贵族数量减少，家庭变小。贵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自杀式的做法？原来有两个原因：一是女子出嫁，嫁妆负担太重，终身不嫁，可以省去嫁妆开支；二是欧洲贵族的财产主要是土地，为保证地产不被分割，就要限制儿子的继承权和生育数量。这样，他们就想出了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长子继承制，由长子一人继承地产，但给不继承地产的儿子以受教育的机会，让他们学一门手艺谋生，或者长子继承2/3，剩下的1/3由其他儿子继承；第二种办法是只许长子结婚，不许其他的儿子结婚，让他们去做教职。
这种限制，《家庭史》中称之为“高贵的代价”。《家庭史》中说：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欧洲的贵族家中女子终身不嫁的比例提高了4倍。18世纪初，贵族女子不嫁的比例达到25%。在法国，18世纪初，42%的公爵姐妹和重臣的姐妹不结婚，而威尼斯的贵族阶层，在17世纪初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贵族家中终身不娶的男子的比例，也从16世纪的18%上升到18世纪的64%。在法国，除了限制结婚之外，还限制生育。17世纪，平均每对夫妻有6.1个孩子，到了18世纪，平均每对夫妻只有2.3个子女。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中国古代的贵族讲究多子多福，为了多生育，一个妻子的肚皮的生产力有限，还要大量地纳妾，让更多的妇女为贵族生孩子。因此，中国古代贵族繁衍后代的速度是惊人的。
就说明清时期的贵族。小贵族不说了，只说大贵族，就是皇家子弟。明朝的政策是希望贵族大量繁衍后代的。在紫禁城里面，有一道门，叫做螽斯门。螽斯的繁殖能力很强，高贵的皇族也把自己想象成繁殖能力惊人的小虫子螽斯，希望皇帝和皇后、皇妃们能够像螽斯那样勤奋地交配，频繁地产子，由此可见皇家希望多子的迫切心理。
朱元璋，一介布衣，打下了江山，做了皇帝，他的后世子孙就无限繁衍起来。据记载，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朱元璋的男性后代，成活在世的已经有10万人左右。如果这些天潢贵胄住在一起，加上他们的仆从，一定是一座大城市。
为什么西方的贵族要通过限制结婚、生育来限制贵族的人数，而中国的贵族，却以螽斯产卵般的速度来无限壮大自己的队伍呢？这实质上是由贵族靠谁来养活的制度决定的。
欧洲的贵族，从祖上得到一大块土地，祖祖辈辈靠土地过日子。中世纪时期，如果有战争，贵族勤王打仗，可以掠夺些战利品，也可以继续得到新的土地封赏。但是，越到后期，贵族的军事职能越弱化。职业军队兴起，土地贵族已经丧失了打仗的优势，他们只有靠土地维持生活。就那么一块土地，人多，不断分割，过不了几代，后代们就会沦为赤贫。因为，他们不得不限制人口。
中国的贵族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和观念中，祖宗打天下流血流汗，后代们坐江山、吃江山，由人民养活天经地义。宋朝和明朝的制度明确规定，开国皇帝及其兄弟的子孙后世都可以永远吃国家财政，由国家，其实也就是由老百姓养活。皇家贵族，不管生育多少孩子，都可以从国家得到一份收入。国家财政再困难，也不至于没有皇室后代的花销。天潢贵胄的女儿要出嫁，国家要给丰厚的嫁妆；儿子娶亲，国家要提供婚房并给予更多的婚礼费用。在这种优越条件下，贵族们当然不会限制生育，更不会限制孩子的婚配。如果他们不大量生育后代吃江山，他们就会感到非常吃亏，感到祖宗白打下了江山。为了把祖宗打江山的成本捞回来，他们巴不得变成纯粹的生育机器，也巴不得每个人都多长几张嘴，并拥有饕餮一样的大胃。
数量呈几何级增长的贵族，是吃垮老祖宗打下的江山的罪魁祸首。他们是天潢贵胄，血管里流淌着祖宗高贵的血液，他们有资格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吃江山。可是，江山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江山的出产不能填满他们的欲壑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也就可以想象了。可以说，这也是高贵的代价，中国式的高贵的代价。
历史深处的凄凉 （马德）
近来读史，读到两个有意思的故事。
商鞅帮助秦孝公变法后，秦国国富民强，凭借这个功劳，商鞅很是牛了一阵子。尽管他的变法，惹恼了太子身边的一些人，然而，有秦孝公这棵大树靠着，别人再咬牙切齿，也奈何不了他。
秦孝公一死，他的灾祸便来了。
太子的党羽们告他谋反，于是，新秦王举天下之力追捕他。商鞅如丧家之犬，一口气从都城逃到关下。疲惫至极的他，找到一家客店，他想住下来，躲避一时。店主不知道他是商鞅，说：“对不起，这位大人，按照商鞅的法令，想住宿的人如果不验证身份，就要被连坐的，你不能住在这里。”
商鞅仰天长叹一声，苦啊！他没想到，他制定的律令，最后，竟自食其果。
另一个相关的故事，是说王安石的。
据说，王安石推行新法之后，招致好多骂名。有一次，他和一个仆人相伴，微服回乡。晚上，住在一个老婆婆家。第二天早上，老婆婆蓬着头赤着脚，赶着两头猪出了门外。老婆婆一边用木勺搅拌盆中的泔水，一边喊：“啰，啰，啰，拗相公来。”两只猪听懂是在喊它们，一溜烟冲过来。
然后，老婆婆给鸡喂食，又喊鸡：“王安石，来。”没想到，她这么一招呼，所有的鸡都跑了过来。
王安石满脸的疑惑与不快。
婆婆说：“官人有所不知，王安石是当今丞相，拗相公是他的浑名，我恨他，所有以畜牲唤之。”
王安石容颜大变，忙问究竟。婆婆说：“我是一个寡妇，已经寡居二十多年了，只和一个婢女住在一起，然而王安石却要我们出这样那样的赋税钱，出了钱，差役还一样不少。我养桑麻，全交给了官府，我养猪鸡，自己却从来吃不上一块肉。说实在的，有朝一日，如果我碰到王安石，我立刻把烹了，以解心头之恨。”
听完老婆婆的一番话后，据说，王安石当下须发皆白。
也许，商鞅和王安石谁也不曾料到，他们搬起石头，最后，砸到了自己脚上。而且，是如此惨烈。那就意味着，他们搬起的，并不是温柔的石头，也不是温暖的石头，更不是人性的石头，既然这石头，在此刻砸痛了自己，那么，在上一刻，也一定伤害过别人。
从大人物回到我们自己。生活中，我们也会搬起许许多多的石头，这些石头，就是我们曾经说出的话，曾经做过的事。如果，我们曾经说过谎话鬼话坏话，曾经做过肮脏事卑鄙事见不得人的事，这些石头，会悄悄地蛰伏在岁月深处，有一天，它会借着时光的风，“咣当”一声打过来，打伤我们自己。
美术的力量 （舒乙）
圣·彼得堡和国家俄罗斯博物馆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大美术馆。在这两大美术馆里，我惊讶地发现，除了小学生和中学生集体席地而坐，详细而系统地聆听讲解之外，居然有幼儿园的孩子们前来参观。我很纳闷，这么小，怎么对他们介绍这些名画呢?我好奇地靠前去旁听。讲解员是富有经验的老夫人，只听她在向小朋友提问：孩子们，这上面有几个人呀?这件衣服是什么颜色呀?这儿都有几棵树呀?我恍然大悟：原来老师并没有直接向孩子们讲解美术，而是从小就让孩子们养成走进美术博物馆的习惯，让美术馆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由彼得大帝开始，以后的列位沙皇都是美术爱好者和艺术品的狂热收集者。在涅瓦河岸边，在列宾美术学院正前方，有两尊人面狮身像，石雕，巨大而完整，是18世纪由埃及买回来的。当时沙皇下令责成大臣不惜一切代价购买，可惜迟了一步，被德国人买去。沙皇大怒，结果，是花了双倍的价格，又由德国人手里买回，放在涅瓦河畔，供全民欣赏。
这种魄力，似可称作“美术建国”。实际上，艺术悟性的潜移默化是非常有力量的。前些年，俄罗斯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社会倒退了多少年。全世界的人都为俄罗斯捏把汗，可是，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俄罗斯人还是芭蕾舞照看，美术馆照去。文化修养有底，一旦政策对了头，一下子就能翻上来，在整个民族的心理深处，潜藏着很强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这就是精神文明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