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园地

　　

　　美国一家公司与媒体联手，以“谁是你心中的英雄”为题，对民众进行调查，选出你心中的二十位英雄。评选结果榜上有名的有：耶稣基督、现任国务卿鲍威尔、前总统肯尼迪、林肯、克林顿，其中还有十位“生活中的英雄”，尽管我们不太知其名，但他们的“英雄壮举”很耐人寻味，我们不妨了解一下：
　　有一个名叫休·汤普森的军人，1967年参军赴越南作战，为了使美军包围圈里的9个越南平民免遭屠·杀，他把枪口对准自己的战友：“你们开枪，我也开枪！”他的行为在当时遭到非难并受到官方调查，但后来五角大楼授给了他越战纪念章。他在“生活中的英雄”排行榜中列第二。
　　再一位也是参加越战的军人，叫约翰·麦凯思，自1967年起他在越南整整呆了6年，但这6年他并不是在战场上厮杀，而是呆在越南人的战俘营里。就是这样一个战俘，回国后不仅受到英雄的礼遇，而且还当上了“干部”（走上了政坛）。他在排行榜中列居第六。
　　再一位是黑人女士，名叫罗莎·帕克斯。1955年12月1日，帕克斯乘坐拥挤的公共汽车下班，疲惫的她坐在白人专坐上并拒绝为一个粗暴的白人男子让座。她因此被送上法庭。后来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黑人民权运动。她在排行榜中列第九。
　　必须承认，以上我的列举是有选择的，为美国公民所首肯的也有“烈火中的英雄”和战场上的“孤胆英雄”。可毕竟上述几位英雄人物也能从千百个英雄中脱颖而出，名列英雄榜中。
　　关于英雄，记得早在十多年前人们刚刚可以“自由论坛”的时候，由全国文化名人和军事专家组织起来的“军事文化论坛”，就讨论过这个问题，笔者有幸忝列其中，谈了自己的拙见：曾几何时，我们的英雄必须是悲壮的惨烈的，而不是思想的快乐的幸福的。如果英雄只有悲壮和惨烈，那无异于崇尚死亡。英雄应具有多样性标准，职责有限，贡献无限；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挑战自我，超越自我；在美好的目标面前不居于人后，等等，何尝不是英雄？
　　愚以为，在现代文明社会，英雄观应该有很强的人性色彩、人本色彩。上述几位被美国人推崇的英雄就具有这样的特色。年轻的汤普森虽然服从国家的调遣，投入了对越南人的作战，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战争的机器，逞匹夫之勇，而是从人性和人本的角度来审视战争。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和平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生命安全，战场上伤害任何一个无辜者的生命，都是与战争的目的相违背的。他的思考打破了狭隘的爱国主义，打破了世俗的战争观，富有强烈的精神感召力。
　　按照狭隘的英雄观，麦凯思好像也算不上英雄。他既没有舍身炸碉堡、以身堵枪眼，也没有拿一捆手榴弹或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仅仅是个俘虏兵。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一日当战俘，终生是耻辱，遑论英雄？
　　比照起来，我更倾向于理性化、人性化的英雄观，而不是动辄就献身、就义、壮烈。尽管献身也不失为英雄，但决不能认为只有献身才是英雄。如果只有拿生命才能博得一个英雄称号，那无异于像鲁迅先生说的，教人去送死。
　　黑人女士帕克斯被推举为英雄，则更意味着人们对人性、平等、自由、博爱和真理的追求。她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甚至可以说，她仅仅为了使自己疲惫的身子得到小憩，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的自私心理的。但人们从她“自私”的另一面看出了她维护个人权利、挑战种族歧视和追求人的平等的一面。
　　我们也有许多英雄，他们大多数的品德和精神无疑也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不难发现绝大多数属于献身型、拼命型、勤奋型、苦干型和无私型的，很少听说哪位因为真理而斗争、为自由平等而斗争而当选为民族英雄。
　　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的时候，文艺舞台上曾推出一大批共和国英雄，但却没有陈·独秀，没有马·寅初，没有张·志新，没有遇·罗克，没有林·昭，没有俘虏兵，也没有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中站在纪念碑前演说的青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习惯推举这种为真理而斗争的英雄？但我们也不要混淆了英雄与英雄行为的概念，换句话说，诸如堵枪眼、拦惊马、斗歹徒，此类行为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英雄举动，而离作为一名英雄的标准尚有很大的距离。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英雄之举和英雄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若将英雄之举当作英雄，这实际上是对英雄的小视、矮化和将英雄庸俗化。
　　在美国这次评选的二十个英雄中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们获得荣誉时都是活着的，没有一个是奋不顾身、英勇捐躯，或累死、病死在“工作岗位上”的。我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故意。如果是后者，我想他们在推举英雄这件事的本身，就彰显着一种人本思想，体现着对人的生命的珍重。美国人不想推举为英雄壮举而死去的人，其用意大概正是为了不主张人们为完成某一义举去献身吧？这种英雄观不能让人佩服——活着比完成英雄壮举更重要。
　　村田忠禧是一个日本人。事实上，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我对此人知之甚少。
　　最近读到了国内媒体关于这名日本学者所出版的《尖阁列岛钓鱼岛争议》一书的报道之后，我对这个人产生了兴趣。在这部书中，村田忠禧先生通过对大量的事实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钓鱼岛在历史上属于中国。
　　无独有偶，在搜集村田忠禧的资料时，我同时发现了另外一个日本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井上清。在1972年10月日本现代评论社出版的《“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的解明》一书中，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先生以《钓鱼诸岛的历史与所有权》一文，阐明钓鱼岛历史上是属于中国的。
　　对于这两个日本人，我的心里产生了崇高的敬意。
　　说起来，对这两个人产生如此高的敬意并不仅仅是因为钓鱼岛问题。我是中国人，两位老先生是日本人。日本人通过大量的研究并最终发现钓鱼岛属于中国，这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保护自己的国土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当然感到高兴。但是我对于两位的崇敬感绝对不仅仅出于中日的钓鱼岛之争，而是出于对两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的敬仰。
　　一个日本人，在涉及国家主权之争的时候，能够站出来为别国说话。这种胆略胸襟，不能不让人佩服。———他们也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同样爱着自己的祖国。不仅如此，他们与我们同样明白，在事关民族利益之类的重大事情上，作为有影响的学者站出来说出真相，在日本国内会受到什么样的指责和敌视。
　　中国人历来讨厌并憎恨汉奸。在中国的历史上，汉奸帮助敌人欺侮自己的同胞、侵略自己的国土，因此，提到汉奸，不少人咬牙切齿。我想，上述的两位日本人，在日本国内想来也会受到右翼势力诸如“日奸”之类的指责和敌视，而这种敌视，就来自于自己的同胞和身边的亲人与朋友。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佩服两位先生的勇气和人格的力量。他们在面对自己的国家权益和真理较量的时候，毅然选择了后者。
　　——真理永远高于团体的利益。哪怕这个团体是以国家或民族的形式存在的。真理应该永远高居于小集体的利益之上，这应该是每个知识分子心头所树立的一把标尺。只有这样，才有真正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尊严，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的成就。反之，一个知识分子，面对权力和个人的利益牵扯，如果不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那么他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就会迷惑大众，他所说出的话语和研究的所谓结果就会成为可耻的谣言和后世的笑柄。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媒体上关于知识分子操守的问题已经争论了不少。在诸如关于产权改革和通过税收的手段“杀富济贫”还是“杀贫济富”的问题上，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和普通民众之间已经展开了争论。这种争论，应该被理解为当前知识分子群体面对学术良心以及学术人格时所表现出的一种回归。———的确，当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或者学者面对自己良心和个人利益空口说白话的时候，当一个具有学术权威称誉的知识分子面对传媒顾左右言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对其动机进行研究。这是因为，面对学术良心和个人乃至小圈子利益的对决，何去何从，这是考验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人格魅力的关键之所在。
　　基于此，我愿意对两位日本学者表示我诚挚的敬意。
　　看央视第一时间《昨日之最》，有这样一则新闻——— 在英国，有个74岁的老人，默默无闻地做了一辈子的园丁，本以为，余生就这样平静地过下去了。但最近，却有横财从天而降，幸运的他，被一下子击中了———他买的彩票，中了2500万英镑的大奖!
　　惊喜，是自然的。画面上，老头拉着他的妻子，握起拳头，笑得阳光灿烂，做振臂状。人们的好奇，也是自然的：这个老人，会拿这些钱做什么?当有人这样子问他时，老头的回答，很是出人意料，同时，他也因这个回答，一下子成了媒体红人。他是这样说的：“我要用一部分钱来雇一个胡萝卜专家，学习种胡萝卜!”他因此被评为“最敬业的园丁”。
　　原来，他一直想在菜园子里种胡萝卜，但多年来，怎么都种不成功，这成了他一个心病。现在突然有钱了，他要实现这个梦：找专家，种一地的胡萝卜!这个老头，名叫“布莱恩”，白西装，白头发，长得很绅士，志得意满地，左手拉着老婆，右肩扛着四个齿的耙子———应该是他劳作时的工具。他和老婆都在笑，是那种热情、昂扬、富有感染力的笑，笑得很张扬，很高调!
　　我看着他，也不知不觉地笑起来……这是个可爱的老头、幸福的老头。我羡慕他。不仅仅羡慕他中了大奖，更羡慕的是：他那么热爱自己的工作。钱多了不一定快乐，但热爱自己工作的人，却一定是快乐的。但是，又有几个人热爱自己的工作?有句语说：“干一行，烦一行。”工作，仅是谋生的手段，不得不做，便很烦恼——— 他是医生：“这不是好职业，天天忙起来，没有假日，饭都吃不到一口热的，医生给人治病，到最后，自己落一身病。”她是教师：“下辈子，再也不会干这，劳心费神，收入不高，还被一些素质差的家长骂，当初入错了行……”他是律师：“天天看到的都是纠纷，都是丑陋，见人点头哈腰，怎么能够一壶冰心?怎么修身养性?”她是作家：“能干点别的，都比干这强，压力大，颈椎病、黑眼圈，头发大把地掉。”……世上好像没有好职业，一旦，我们不再需要为稻粮谋时，似乎都可以弃之如敝履。
　　但·布莱恩是热爱的，当他中了大奖，不再需要以“园丁”谋生时，他依然想种一地的胡萝卜。秋天一地绿，冬日一窖红，永远是布莱恩的向往，是他最朴素的快乐。
　　德国诺贝尔奖文学奖获得者波尔，写过一个故事：一个旅行者到意大利的一个偏僻的小渔村旅游，他在海边看到一个青年渔夫躺在渔船上晒太阳打瞌睡。他觉得这个场景很美，他俩聊起天来。旅行者对渔夫说：“你这么年轻，不应该躺在这里，应该出海打鱼。”渔夫问：“然后呢？”“卖钱。”“然后呢？”渔夫又问。“买到一条大渔船，然后再打鱼，再买一条大的渔船。”“然后呢？”渔夫还问。“然后……可以在船上打瞌睡。”渔夫笑笑：“我现在不就在晒太阳了吗？”
　　我们应该正视平凡的生活。我们大部分人的生命不会是可歌可泣、轰轰烈烈的，而只是由平凡组成。这种平凡的生活，包括心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踏实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它们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础和核心。
　　法国哲学家蒙田讲过，一个人如果能够和家人和睦相处，这是人生的重大成就。有了这一点平凡生活的快乐，你的人生基本上可以说是相当美好的了。
　　幸福指数比GDP更有价值
　　我去年去了一趟不丹。这是一个弹丸之地，只有几十万人，但是他们治理很有意思。他们把幸福作为治国目标――政府每做一个决策，一定要调查一下，这个决策能否让人民快乐。这个国家治理得相当有序，医疗、教育全免费，大自然环境保护得非常好。不丹的一项重要国家收入是靠旅游，但他们限定每年旅游入境人数只有 5000人左右。并且他们的签证是要国王亲自审批。在一定程度上，国民的幸福指数比GDP更有价值。
　　生命真正快乐，才能实现其价值。真正值钱的东西是钱买不来的，亲情、爱情是这样，真正的健康也如此。当然并不是说金钱是没有用的，在这样一个商品社会里面，我不主张太清高，钱还是有用的。只是钱是好东西，但不是最好的东西。你不能为了这个钱去牺牲那些最好的东西，你应该把钱作为去为那些最好的东西服务的手段、工具，金钱永远不能成为目的。
　　读图娱乐，人类被高科技野蛮化
　　一个人真正的生活质量、人生的意义、人生的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精神素质的高低。精神素质不是天赋的，而是在生活中逐渐积累而来。
　　人要丰富心灵，要多读书，有计划地读书。每年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一开始我对“世界读书日”这个提法感到难受，读书还有哪一天读的问题？这该是一个日常习惯。后来我觉得无奈且有必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一个世界读书日，是针对现代人越来越忽略阅读的这种生存状态，为了提醒人们读书是重要的。
　　全媒体时代的强势媒体电视、网络，占据了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的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这种海量信息泛滥造成的结果，是成年人孩子化――不读书，只读图，看电视，智力退化到孩童水平；而孩子则在飞速成人化――知道了很多在他的年纪不该知道的事情。这是不正常的。
　　世界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书籍是文化。读书的人是有文化的。
　　人通过读书，进入全人类的精神传统，然后你开始自己进行思考，这就是文化。所以真正有读书习惯的人、爱读书的人是有文化的。而视频是很娱乐化的，娱乐让我们的精神死去，如果你光看电视，你还是一个被现代科技成果野蛮化了的人。
　　读书是自然的事情，不能刻意强迫。啾啾喜欢看书，她5岁的时候，就能读《窗边的小豆豆》这些书。我发现只要给孩子一个好环境，他们的智力、理解力就会自然生成，你无需去灌输。现在很多家长很可悲，逼孩子学习，适得其反。郑州一对企业家夫妇，强迫3岁的女儿认字，将孩子毒打致死；湖北的一个8岁孩子，因为不愿去课外班补习，也被父母打死。何其愚昧！可怜的孩子！
　　我对孩子标准就是两条：幸福，优秀。成功是优秀的副产品，啾啾没上过一个课外班，但她做作业也比较轻松，在班上始终数一数二。有人说你的孩子很聪明，天资好，其实未必是这样，我觉得还是方式对头，孩子整体素质好了，应该问题不大，这种情况下哪怕成绩差一点，关系也不大，但一定要把那最重要的东西得到。
　　一个人从小就从书籍里面感到快乐，他就知道知识才是能让他快乐的东西。现在的教育理念，让人感到学习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怎么能学好呢？让一个孩子讨厌学习了，这是教育的最大失败。